姚人多教授的《台灣社會發展史：戰後政治經濟》第三週閱讀材料，其中一篇是吳叡人先生的〈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 ~ 反殖民鬥爭與台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讀完之後有很多的感觸，忍不住馬上地寫下來跟自己、朋友對話。
這篇收錄於《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新自然主義出版，台灣研究基金會叢書二之六，林佳龍、鄭永年主編，頁43-110）的文章，是要解決一個問題：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中，有著何種後續激盪的演變，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新的台灣民族主義。這樣的台灣民族主義，可以用一句反覆出現在不同時期台灣舞台上的人物們論述中的話語、來作為再貼切也不過的註腳與母題：「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這句話在幾十年的歷史激盪下，由日本明治大學任教的國際法學者泉哲，為《台灣青年》創刊號所寫的祝賀論文〈告台灣島民〉中，表達了他所秉持的殖民地本位理念：「需自覺到台灣不是總督府的台灣。而是台灣島民的台灣」（泉哲 1920:7）；接著這句話，出現在蔡培火〈我島與我等〉文章中，被轉化為更簡短有力的「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 昭和14年:5）。在七十多年後，這句話出現在司馬遼太郎訪問李登輝的著名文章中，被再次地（有著些微變調地）複誦出來。「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這是基本的觀念。」（李登輝 1995:473）。
三個粗暴地歷史橫切點不足以呈現這個政治上的，台灣民族主義地原貌與來龍去脈。如果粗糙地依照歷史社會學方法中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尋找偶發性的事件源頭，根據吳叡人的論文，甲午戰爭的清帝國以地求和、割讓台灣「解『京師根本之危迫』（轉引自吳秀政 1992）是關鍵交會時刻（critical juncture）中的一個初始偶發事件（contingent event）：讓台灣以成立台灣民主國（Republic of Formosa）的方式，開始一條與中國民族主義平行進行、長達數百年，獨特而特殊的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民族主義的道路。
民族主義的路是實踐的過程所開拓出來的，而不是理論與先驗的自然結晶。在日本統治前、統治時期之間的武裝反抗、對抗、妥協、集會結社、串聯、國際努力，或許以失敗而告一段落，但是確呼應著世界各地殖民地與解殖民的普遍浪潮，從日本後藤新平與六三法台灣特殊性、台灣總督府專制政治統治到原敬「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同化政策，台灣政治菁英走出一條自己的國際道路；而台灣舞台上的這些政治人物，或以列寧主義式的左派立場、或以右派孫中山折衷列寧主義式「民族國際」（Nations International）路線，運用語言實踐（linguistic practice）將「台灣人」或「台灣民族」界定為列寧所謂的「被壓迫民族」，放入殖民地解放運動的範疇框架下，理解自身作為弱小民族的國際處境。相較於片段地理解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等其他當時政治事件、或者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中以階級觀點論斷楊肇嘉等人與請願運動，吳叡人先生的論文讓我看到了這段日治時期前後，在打壓與抵抗中成型的台灣民族主義雛形，以及左右路線鬥爭後、被日本帝國鎮壓抹滅之暫時從舞台上下場休息，讓位給「文化民族主義」繼續演出。
論文中對於幾份資料的呈現，不禁讓我讚歎：無論是〈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對蔡培火派的分析、蔣渭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演說稿與「治警事件」法庭公審中他的答辯稿、以及若林正丈對於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評論等，都讓我看到精采的論述、深思熟慮的論點策略、國際的視野與未來的願景。透過吳叡人的詮釋，既看到這些歷史人物在歷史文獻中的神采，也看穿了所對抗的帝國本身的變動與未來面貌。例如日本在同化路線確立後，透過切割地方納入日本行政系統的方式（是否可以因此追訴戶政系統的相對改變？），試圖要說服台灣人認同日本民族，宛如琉球與北海道被整編統一一般；但是被審判的諸位，直指民族絕非形成國家的必要條件，除了美國、瑞士之外，連當時與現在的日本自己都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單一民族國家的威權語彙與權力實踐，對峙著生活世界的多元多樣。我想到著名的佛教公案：
民族國家的想像，有從上而下的威權宰制恫嚇，也有由下而上的對抗反抗。古今中外，越南國民黨、台灣民眾黨、新芬黨，處處可見走自己的路的樣貌與（從後面他人所瞥見的）背影（變形）模樣。這兩種（還是更多種？）想像有何不同？正是因為「本來無一物」，才激起這許多變身、編織幻覺終踏入實踐領域，而又被暴力打斷、中止的想像嗎？我想起葉慈的 Cathleen Ní Houlihan：
「沒有，」小弟答道：「但我看見一個少女，她走著皇后的步伐。」
Kathleen Ni Houlihan is generally portrayed as an old woman without a home. Frequently it is hinted that this is because she has been dispossessed of her home which comprised a farmhouse and “four green fields” (symbolising the four provinces of Ireland). In W.B. Yeats’ Cathleen Ní Houlihan (1902), she arrives at an Irish family’s home as they are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marriage of their oldest son. In Yeats’ play, Kathleen Ni Houlihan tells the family her sad tale, interspersed with songs about famous Irish heroes that had given their life for her. She ultimately lures the young groom away to join in the failed Irish Rebellion of 1798 against the British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After the groom makes his decision and leaves, one character notes that the old woman has become a beautiful young woman with the walk of a queen. （wikipedia: Kathleen Ni Houl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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