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深切與他的時代（影集）》，張深切全集全套 12 冊；我所閱讀的是最末一集，有文字摘錄與雋永的影像紀錄。文經社出版。因為 June 從圖書館借回來了在看，聽她不斷讚嘆，我遂忍不住偷偷拿來一讀，沒想到便沉浸其中，抄錄了一段又一段令人驚豔的文字。
「一九三四年時，自治聯盟受了日人右翼團體的壓迫而失勢，台中另醞釀了一個新局面，產生了東亞共榮協會。這一團體的創設，可以說是出於偶然的必然；因為台灣的社會運動，受了客觀形勢的影響，呈現消沉的狀態，日人也覺得有些詫異和不安。台灣人不活動不說話了，好像奴隸被虐待後的沉默，居心莫測，於是主人總會問：「喂，你怎麼了？」這主人可以用極右著名的宮原武熊博士來代表。「沒有甚麼。」這回答人可以用極聰明無比的陳炘當代表。由這兩人的問答造成了東亞共榮協會組織的動機。」
我猜也許是張深切曾經以一個文藝與戲劇的角度，迂迴地既逃離又重新面對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所以有著極其敏感的敏銳度，捕捉著周圍人事間鉅細靡遺的種種痕跡。在短短的一段話裡，可以讓人看見了如此豐富的複雜現實。既是偶然，實質卻是必然；客觀的型態，卻又有主觀的鮮活角色，既演出他們自己，又象徵了時代的精神（zeitgeist）。
正如同他踏過的旅途軌跡一樣：草屯、東京、上海、廣州、台灣；北京、台灣。走過監獄、社會運動、藝術創作、學校，在戰爭的時代、於不同的地方發動過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文藝組織。了解台灣、了解中國，了解日本。而無論在何處，他都被當權者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底下這一段重要時刻的故事，我很驚訝能夠得以還原原貌，實在太不容易了；這故事裡面還有很多的情緒、脈絡、潛意識種種，而我相信是還沒有完全地被理解的。
『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下詔宣佈投降，中國、台灣、朝鮮及其他的日本佔領區和附庸國的旗色都驟時改變了。這一天，恰巧是農曆七月八日，也是我的四十歲生日。中午剛吃完飯，妻和我正在商量晚上如何準備請客的當兒，忽然聽見收音機有重大消息播送，傾耳細聽，原來是日皇正在發表他的投降詔敕：我聽了廣播，全身的血都沸騰了，因為過度興奮，我的神志也茫然自失了。等到稍微鎮定，我立刻驅車往華北最高指揮部去見尾關報導部長。
……我提出二、三個條件，要他即時借給我兩架飛機載一批人回台灣，他答應請示指揮官，叫我明天去等候消息。我說不行，一刻鐘也等不了，得馬上請示。他頗有難色，但被我力促之下不得不去了。
當時指揮部確實亂得像一窩狂蜂，將校們跑過來跑過去，怒哮、叫囂，亂得不像指揮部了。有的嚷著須支持國軍，有的喊道要援助共產軍，揮拳拍案，一如大廈崩塌時的震撼聲音。我預感這是凶惡的預兆，越痛感非趕回台灣不可，報導部長頹然回來報道：
『沒有辦法，指揮官說除參謀本部的命令外，一架飛機也不能起飛。』
我以戰勝國國民代表的態度，強硬要求他帶我直接見指揮官，他只搖頭默不作聲。我明白借不到飛機一切就絕望了，今日借不到，明天更困難，這是明顯的道理。
回到家，已有五、六十個旅京同鄉聚在我們的大院子等我，大家都走來圍著我道喜，為祖國的勝利，為台灣的光復雀躍歡呼。
我悄然進入後院，躲在一個小角落哭起來，妻不解我的意思，走過來陪著我哭道：
「今天正是最可喜的日子，又是你的生日，大家都樂得要瘋了，你的希望已經實現，反要悲傷，到底有什麼難過的事情麼？」
我沒有回答她，只是哭，盡情的嚎哭，哭到聲嘶淚竭始止。祖國勝利了，臺灣光復了，恨其不倒的敵國都垮下去了，誰不歡喜，誰不高興？但我呢？養育我的母親，生我的兩親都死了，他們臨終時沒有一位見著我，如今我又拿不出什麼可以安慰他們在天之靈，這不孝的大罪如何贖得？怎麼叫我不哭！』
他的眼淚，是否是為了即將來到的二二八事件而預先奪眶而出？對照張深切之子張孫煜先生的追憶，
「日本投降台灣剛光復時，在北平家父曾收容了六十幾個台灣的軍伕。當時家父是旅平台灣同鄉會的會長，吳三連先生是旅津台灣同鄉會的會長…那時家父的經濟能力也不太好，後來將這六十幾個人安頓在一個學校裡住了幾個月，他們在那裡等船回台灣。我記得好像黃烈火先生捐了點錢，還有宋維屏、張我軍等人也捐助了，家父就和這些朋友捐錢供這六十幾個台灣人吃住。當時家父聽到光復的消息，第一個感覺是很興奮，但是同時他也很憂慮，他擔心接收時會發生很多麻煩。剛光復那幾天，我父親常跑去找那位常來我家吃飯的日本大佐，帶他去見北平日本的最高指揮官，好像家父曾要求他派幾架飛機，在國軍到台灣之前，把一些台灣人（我不知道是那些人）先帶回台灣。家父的計畫可能是先在台灣佈置一個局勢來歡迎國民黨的接收。家父的意思可能是，我們很歡迎國民黨的接收，但是必須是有條件的接收，有秩序的接收，不要亂糟糟的、強行闖關的接收。據家父說，在北京的日本最高司令部也打電報到東京去問這件事，可能東京的回答是不行。到了第四天或第五天，家父神情十分頹喪，好像很失望。我很後悔事後沒有向家父求證過這件事。…（因為）在北平時，朝鮮人、台灣人都算是日本人….
（二二八事件之後）後來，陳儀寫了一封信，輾轉送到南投我父親手中。家父對中國大陸的情形是十分了解，他知道亂世一切都是亂來，情況緩和之後才可能講理。…』
陳芳明教授在序言處說，「危疑年代所產生的作品，往往比任何時期還更富深刻的歷史意義。」
張深切敘述自己早期思想塑造的專書，都完成在戰後二二八事件的期間。他在逃亡藏匿時，完成了《我與我的思想》、《獄中記》、《在廣東發動的台灣革命運動史略》三書，想必有他的微言大義。凡是經歷二二八歷史悲劇的人，都知道那是台灣社會前所未有的浩劫。面臨整個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時，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刻意焚毀自己的書信、日記、照片以求自保。張深切顯然超越了他同時代的許多意見領袖，不僅沒有擦拭自己的歷史，反而還積極保留過去的記憶。
每個時代不都有它的苦悶、獨特地提供給其中生存著的人們去挑戰與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的失敗與失望、背叛理念與試圖重新尋找方向，不也可以從過往的這塊土地人們的歷史記憶與深邃創痛中獲取養分？只是這套叢書到 1997 年 8 月 1 日、距離文壇前輩有編纂想法的三十多年後才正式出版。而更遙遠的我，到 10 年後自己的三十多歲的階段，才有機緣與其相遇。下一代的孩子，有機會能夠更早一些、與這些這片土地上重要前行者的身影相逢嗎？
徐復觀在輓聯中說他「栖皇行蹤，偶過陋巷嘆才多」；花費六年時間完成十二卷全集編輯工作的吳榮斌先生描述進展緩慢的原因，除了在工作中一再感嘆作者一生多才多藝、多采多姿、多災多難，以及其作品甚豐、領域甚廣之外，隨著其活動空間包括台灣、日本、上海、廣東、北京，時間間隔五、六十年。吳先生更引述清代「嶺南三大家」之一、順德陳恭尹先生膾炙人口的〈讀秦紀〉，來為這段以生命紀錄生命的遭逢作出註腳：
「謗聲易弭怨難除，秦法雖嚴也甚疏；
夜半橋頭呼儒子，人間猶有未燒書。」
我媽媽小時候常說的「邱罔舍」，沒有想到竟然是來自於張深切先生導演的同名電影《邱罔舍》！在吳榮斌先生的〈編輯報告〉文末提到，目前還散佚的資料當中，1957年拍成台語電影的《邱罔舍》影片也在這消失的行列裡。張深切先生於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當日的悲愴哭號，是否與影片本事中末尾女主角的悲喜相呼應呢？不曉得電影資料館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所欲復原重建的電影檔案當中，是否有這一部來自庶民生活，卻又超越庶民生活的悲喜劇？「以文字明志，以記憶抵抗」是主編及序作者陳芳明教授的珠璣所感；深夜讀畢，掩卷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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