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yagram

中國話語與西方現代與當代話語的差異，在於中國話語希望訴諸故事/敘事（narrative）來討論內容，例如張之洞臨終前與攝政王的對話（引述自《南方都市報》〈所有王朝崩潰時的共同點〉）：

張之洞提醒攝政王，某項任命可能會導致民變，但是攝政王載澧的回答是：「怕什麼，有兵在」，這於是讓張之洞心灰意冷，抑鬱而終。中國部落客在論述太平天國雖然亂，但是仍席捲大半個中國時，舉的論證不是某些結構性的缺失與問題，而是張之洞與攝政王載澧的對話。這提醒了我中國話語（Chinese discourse）的獨特特性：透過非量化的描述性知識，來論證某個事情發生的必然性。

相對於此，同樣閱讀這篇文章的我，來自不同的訓練尤其是科學的背景，期待閱讀到是某些經過分析之後的共同特性。當我的期待落空時，我所感受到的是一個浮現出來的，清晰的在地特色：由於中國政權的專制特性，所有的批判性文章話語中有一個潛在的共同主題與對話對象，就是這個現存的政治體制。無論是以古喻今還是以古諷今，透過這個共同的角色，所有這些文章的發言者、關切這些資訊的讀者在高速地交換表層訊息與潛訊息/後設訊息（hidden or meta-information）。

這些關切的讀者可能「身在曹營心在漢」，可能是要逮捕意義份子的監控守門人，可能是想要尋求代罪羔羊的憤青，也可能是真正想要對話的同路人。有這麼多不同脈絡，可能因為這些言論做出不同的行動，最終也會對各種人造成生命、生活與工作上的重大影響，這些話語與言論必須要在每一個層次上都能夠自我保護，同時又能夠區隔自我與他人、同志與敵人。在這當中，結構、量化與清晰的科學分析論證，可以被任何一方舉證來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無疑地是最不安全、多言賈禍的下下策；如何創造一種自我排遣的放逐話語，透過故事包裝論述的內容，區隔開不安全與特定解讀目的的讀者，才是一舉解決好幾項需求的必殺技啊。

週五再次有機會跟年輕朋友分享投身網路與資訊產業的心路歷程與經驗。如同我不想多談（雖然後來講述了許久）如 Social Media Revolution 這樣的內容，但是發現與會的年輕朋友對此一無所知，還是覺得非常驚訝。我們社會一直沒有機會將一些潛藏的默會知識，轉化成正面再生產機制的系統性作法；用白話來說，就是一些在現實中屬於 common sense 的知識，應該要進入教育體制成為教材，才能夠以高效率、大規模的方式快速補充這個社會成長所需要的新養分。當一個外部社會變動越快，對於這種轉化與（養分的）消化需求就顯得更為迫切。

當然需求大未必會自動產生滿足的機制。魚目混珠、以假亂真的作法往往因為是小規模的解決方案，只要有獲利等卑微的動機驅動，動員資源迅速就能夠堂皇混入殿堂。然而教育體制內的品質監控與過濾機制必須要從個例中學習，發展出結構性的作法，從不同角度來攔阻與改變基於人類基本動機而衍生的「非知識」（a-knowledge）。也許我有點言重。非知識沒有什麼批判的意味，只是想標示出這類型「物品」與「知識」之間的差異。

例如，如果用謝平的《科學革命》一書的觀點來說，根本沒有我們當代在討論 17 世紀科學史時，所指稱的「這個」「科學」「革命」這三個東西。革命（revolution）原本指的是週而復始、週期循環，如命運女神之輪、風水輪流轉的這種模式與現象，根本不是某種「激烈地、不可逆轉地、重塑秩序的」行動。如果從這個角度，那我們可以怎麼評價 Erik Qualman 所指稱的「社會媒體革命」（social media revolution）呢？我們大概得說，社會媒體被視為一種「東西」，然後再被與一種「突破性的破壞」連結起來，然後宣稱成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樣的製作過程以前就這樣地運作，以後也將如此；其過程既反應了人性，也反映出我們當下這個社會與時空的核心價值與運作理性，而這結果一點也不令人奇怪。

這就是我所謂的，「它專門就是用來唬人的」，背後的意義。如果你是一個知識分子，你應該要了解這些非知識，就像你應該要知道詐騙集團後面的運作方式一樣。但是就像夢境並不代表毫無意義一樣，這類型的「非知識」可以唬人，同樣可以對你的生活造成致命的巨大影響。《社群新經濟時代》中與各種報章雜誌都蒐集了許多驚人的例子，從臉書照片與短片讓教練掙扎是否要開除明星球員，到離婚律師大讚臉書照片有助於打贏離婚官司：「非知識」可以不需要是「知識」，但是就跟其他千千萬萬種重要無比的「非知識」一樣，可以對你的工作與生活造成重要的影響。這是你需要理解它的緣故。

閱讀是一種帶著類型框架或模版，主動吸收資訊的過程。我現在在讀部落格。我現在在讀小說。我現在在讀童話故事。我現在在讀歷史 / 地理。這些框架與模版，影響了人們的閱讀方式，最終決定了這些資訊的意義。最近閱讀 / 重讀的幾部作品，不約而同地都以「暴露 / 反思」洗腦（事件）作為主題；既發現了人們自己造成的凶險與恐怖，同時也給予閱讀者一絲絲光明的希望。

這些作品包括：京極夏彥的《塗佛之宴：設宴》（上、下）、《塗佛之宴：撤宴》（上、下）；（重讀）浦澤直樹的《MONSTER》（怪物），以及盧基楊年科的《雪舞者》。在這三者當中，盧基楊年科在寫童話，所以最著重在 13 歲男孩眼睛看出去的殘酷世界（在這點我想到的是日本的《大逃殺》之類的作品）；京極夏彥對人其實相當悲觀，看到的是幾十年被洗腦宰制的螻蟻生命；而浦澤直樹則是將洗腦牽連到孩子自己的詮釋與加碼力量，更往黑暗的深淵邊緣推進了一步。

（待續）

嫂嫂的姊姊說，要帶我們去橘子洲頭走走。橘子洲？那是什麼？有名的長江中游堆積的沙洲，稱之為「長沙嶽麓山風景名勝區橘子洲景區」。（維基百科條目：橘子洲）

嫂嫂跟侄子接替著解釋，橘子洲是一個多麼有名的地方。這裡有毛主席的塑像（銅像？），也是當年他讀書的所在。

我的腦中冒出「毛澤東」讀書的問題。我沒有讀過他念書的經歷耶；我只記得他有當過圖書館員。又是維基百科救了我：他是念私塾出身的（跟我爸爸一樣），念高小、第一名考進高中，然後念湖南省的師範學校畢業。在毛澤東的詩詞中，我赫然發現我所踏上的橘子洲頭，就是毛澤東堂堂「被寫」在九年義務教育當中的填詞作品〈沁園春〉之所在：是每個中國人都得要拜讀的著作。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就這樣，這個地點於是便跟國族寓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了。

如果照我當時台灣父母的說法（我不知道現在的父母親還會不會對子女這樣訓誡），毛澤東就是不用功念書，去搞書店、雜誌、讀書會、搞社會運動的一個「典範」；這如何會跟讀書結合在一起呢？只有透過國族寓言的敘事魔力，橘子洲頭變成了緬懷開國領袖、「先烈」胸襟與（古文）知識的一個多元、多重意義的地點，聚合了現在的長沙人民的休閒去處、亞洲最大的沙雕園區跟歷史的軌跡。

我在毛澤東的故事中，想著台灣中華民國「多任」總統蔣介石的「神話故事」。就像沒有辦法藉由讀完兩份不同觀點的報紙來拼湊出真實，我們顯然沒有辦法將兩個消息來源的宣傳文宣相互抵消以得出真相。小時候讀到的蔣先生看魚逆流而上、在日本摔粘土教訓日本人，是否也是另外一種版本的同質對立大眾神話？彼此之間的關聯又是什麼呢？

今天讀到王立第二戰研所 eoiss 的文章〈台灣的民族主義〉，裡面有一段話讓我很認同：我的翻譯是。無論造神運動的本質是否相同，對一般民眾來說這只是不用思考的背景環境資料、表達自己的積木工具而已。

越和諧安逸，與這些神話結合的越緊密，就越融合進這個體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