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翻譯完 Clay Shirky 2005 年的 TED 演講，在還沒有標示完成送出前，歡迎各位網友觀看/提出任何翻譯上的建議與修正！
新移民由於跨越了主權國家的邊界，因此在種種限制底下，他們的身份被國家暫時懸置，成為一種「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這種「例外」不僅僅是政治權利上的例外，更被延伸到真實人存在的其他面向與領域；他們有些被稱呼為「外籍新娘」，即便已經嫁到台灣數十年，仍然甩不掉「新」的這個稱號。有的被稱為「移（民）工」，在稱謂上永遠保留他們在移動狀態的「快照」（snapshot）。新或者移動（在鳥類的分類上稱為「候鳥」），基本上都是相對於舊、定居，相對於在台灣擁有「舊」歷史詮釋權利的「留鳥」（resident），所以數十年相較於想像中亙古不變、歷史傳承的傳統，都是既新、又永遠在想像中還沒有「定下來」。
這些人的「例外狀態」，什麼時候可以結束？在一個連運作的國家，都處在「例外」的狀況的「例外國家」中，我們早已經習慣這種將例外視為永恆的「戒嚴體制」中。台北當代美術館 2006 年 12 月 3 日到 2007 年 2 月 4 日由國際獨立策展人徐文瑞所策劃展出的展覽：「赤裸人」（Naked Life），就是在探討這種「例外成為常態」的全球化現象。
「赤裸人」（Naked life, or bare life）探討全球化時代人類的一種特殊生命狀態。雖說特殊，但在現代國家機器、全球商業機制或是殖民歷史幽靈的盤旋之下，這樣的特殊狀態其實一種普遍現象──一種赤身懸浮、身心無處安頓的存在。
「赤裸人」（naked life, or bare life）的概念，主要來自當代義大利哲學家 Giorgio Agamben 的哲學思想，如果用大家比較熟悉的「現代國家」的觀念來看，「赤裸人」就是被國家主權以「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或「戒嚴」（the state of emergency）等理由，加以驅逐（或監禁）的人，這些人雖然仍具有自然生命，但是卻因各項公民權的被剝奪，使得他們喪失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存在實質和意義。
不過，現代國家的例外狀態，早已在各式各樣的法律及社會控制機制下，成為一種「政治常態」。Agamben指出，從納粹等極權統治，到九一一後美國所實施的「愛國法案」和Guantanamo Bay政治監獄，就是由政府直接授權，對於涉嫌從事恐怖活動的公民與非公民進行無限期拘禁。此外，西歐模範民主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所施行的臨時戒嚴，都顯示當代政治逐漸轉變為一種手法緻密而高妙的行政控制。這種藉著「例外狀態」的「臨時」手段而變相進行「無限期」權力擴張的策略，顯露出「民主」轉化為「極權」的潛在性。
更重要的是，國家主權所具備的這項特殊權力，已內化為集體的日常意識，從孩子出生開始，透過教育成長和社會化過程，身份證、護照、各項證件，以及科技的和社會的監控機制，「赤裸」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生活的常態，剝奪人類存在的積極意義。如民主國家以維護社會秩序之名，於街頭佈滿電眼 CCTV，對入出境旅客嚴格的盤查；如自外於全球工運，無意間成為資方棋子的勞工；或因為冷戰或戒嚴時期，消失在地圖上的城市與失去身分的人民；再如夢想淘金、被迫投入他者文本的新移工，要不是必須接受更嚴密的監控，要不就是比赤裸人還要卑微，完全不在國家主權的保護之列。凡此種種，使「赤裸人」成為文化與社會心理學關注的範疇，以及許多當代藝術家熱衷探討的議題。台北當代藝術館國際交流展「赤裸人」希望藉由多元藝術形式，探討「赤裸人」這種言語無法表達的生命狀態。
新移民作為一種赤裸人，讓策展者反思我們「正常人」與「例外國家」的赤裸狀態。
英國藝術家 Graham Harwood、Richard Wright 與 Matsuko Yokokoji 的藝術作品：Tantalum Memorial – Reconstruction 「鉭紀念祭：交換機與社會電話網路的重建」去年舉行的德國柏林 transmediale 2008，當代藝術與數位文化的年度盛會中，獲得首獎。
這個電話裝置是針對 1998 年起在剛果所進行中的一場複雜的戰爭中，已經造成超過三百萬人死亡，所製作的一個紀念展覽。這場戰爭被稱為「鈳/鉭鐵礦戰爭」（Coltan Wars）。鈳/鉭鐵礦礦砂被用來當作鉭金屬（Tantalum）的原料；而鉭金屬則是手機與電腦所需的基本成份。於是鉭金屬就成為十幾個國際礦業與在地交戰團體所渴求的資源，如今甚至比黃金還要值錢。這件作品運用 1938 年所發明、電磁式的史托格電話交換機（Strowger switches），連結到電腦上；這個裝置不只是一個紀念作品而已，同時作為一個在英國生活的剛果移民所實際使用的「社會電話網路」（social telephone network） 。Telephone Trottoire 網路架構在傳統剛果人的日常溝通實踐上：將新聞與八卦在街道上沿著行人口語/耳語傳播，因此而閃避政府的監控。透過與倫敦當地的廣播節目合作，電台會打電話給剛果移民聽眾，並且播出人們傳遞或評論的訊息。這個計畫被分類是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溝通，目前有大約 1800 名使用者。
The telephone-installation is a memorial to the more than 3 million people who have perished in the complex wars that have gone on in the Congo since 1998,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Coltan Wars’（21 世紀鈳、鉭鐵礦的剛果內戰）. The ore coltan i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 for the metal tantalum, which is an essential compon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computers. Therefore tantalum is coveted by dozens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industries and local warring groups, and is nowadays more valuable than gold. Built of electromagnetic ‘Strowger’ telephone switches, invented in 1938, and connected to a computer, the installation serves not only as a memorial, but functions also as a center of a social telephone network that is used by Congol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the UK. The network ‘Telephone Trottoir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al Congoles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passing around news and gossip from pedestrian to pedestrian on the street to avoid state censorship. In cooperation with a London based radio program it calls Congolese listeners and plays messages, which can be commented and forwarded. The project, which classifies as a mea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can note so far about 1.800 users.
mediashed.org/TantalumMemorial
Harwood, Wright 與 Yokokoji 延續著他們從 Mongrel（雜種）到 Mediashed 所持續關心的主題，運用新媒體科技以詩意的方式，對被社會與世界吞噬的底層聲音，與他們所被鑲嵌在其中的日常生活脈絡，加以再現與「重建」（reconstruction）。不僅僅只是描繪這些「地球的不幸」（the wretch of the earth），他們細心思索著這些底層人民在象徵性救贖的同時，同時做到功能性的復健。這是超越理論展演層次、困難重重的深刻批判與實踐；在與底層人們共舞的同時，將他們的限制也同樣考慮在藝術家所揮灑的素材當中。
這個作品涉及到街頭口語/耳語傳播、傳統電話（史托格交換機式電話）、廣播節目、網際網路等不同型態溝通系統的重新概念化；剛果共和國現在還在進行中的鉭金屬/鈳鉭鐵礦內戰；全球手機系統的原料供應鍊，倫敦剛果政治庇護難民成為都市底層人民的低成本社會溝通網絡；傳統文化傳播透過今日的科技形式加以保存與復振。
我在搜尋著新移民與博物館之間的課題時，赫然想起了 Graham 跟他們所打造的作品與計畫，於是看到了他們去年所獲得的重要肯定。它可以讓我作為一個反省思考的出發點，賦予我一個避免簡化思考的高度：在什麼樣的基礎上，博物館（或者展覽）在與新移民對話？博物館如何認識這些新加入一個社會、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自願移動的全球公民？倘若可以超越簡化的刻板印象與資源鬥爭，他們背後所蘊涵的豐富 STS（科學、科技與社會）複雜意義、政治經濟與文化複合體，如何與我們自己的多元社會相互交織成新的篇章？我想 Mediashed 的 Graham 等人，替這樣的理解與融合可能創造一個先驅典範：對他們來說，剛果不只是一個全球化政經脈絡、也是一個科技與社會的重要地點、也是疊合了倫敦與剛果，戰事、死亡與日常生活、在地與世界的一個重要的多重象徵。
2004 年我 31 歲。所有的一切事物通通重來了。萬事萬物都處在 reset 的狀態。
2003 年我的生活有了重大的變故。從異鄉返回台灣的我，決定離開原來的計畫，要去哪裡還不曉得。2004 年轉換計畫後，申請作自由軟體社群使用者研究，決定重新開始複習田野研究，在舊金山呆了一個月。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很想在 Wholefood 有機大賣場的熱食部沙拉玻璃櫃前打地舖住下來。我聆聽了關於 Ben & Jerry 的冰淇淋故事，喝 Jumba Juice 的時候買了他們的書想要開分店。殺去找好幾個美國的 NGO 組織，跟他們混、用英文吵架、住在各式各樣的奇怪地方；後來這些人都變成了生命裡面很棒的朋友。有兩位朋友今天已經不在人世間，在天上守護著人們。
生命中第一次像是海綿一樣，強烈地吸入許許多多的知識資訊，那是 1997-8 左右在花蓮田野間的東華大學。身體與心靈強烈地感受到有那麼多異質的東西正在闖入我的生命中。第二次就是在 2004 年的舊金山。第三次是 2008 年迄今。
回來之後加入數位典藏計畫，馬上就被指派跟著超大代表團、去加拿大與美國出差。穿著西裝留著小鬍子冬天去北國開會，這是一連串國際合作協商的開始。
2004 年的明尼亞波里斯，wineware 酒器精品店中我買到了極簡風格的紅酒開瓶器。在那個寂寞的日子中，這些物件忠誠地陪伴著我。開始走上一條安靜沒有聲音的生命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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