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Matthew Fuller 教授於鹿特丹推動第一屆的軟體研究研討會之後,UCLA 的 Lev Manovich 教授成立了 Center for Software Studies 推動了第二次的工作坊:Softwhere ‘08

在第二屆軟體研究工作坊之後,Jeremy Douglass 博士後研究員收到了 Benjamin Bratton 的 email,標題寫著:SS: What We May Want (from Each Other)「軟體研究:我們也許會(從彼此身上)需要什麼」

Software names less a discrete thing than a indiscrete convergence. It is a convergence between genealogies of language and genealogies of technology (leaving information theory and Kittlerian media studies aside for the moment, though their no-show at SS was amazing).
軟體命名了較不是一個獨立的事物,而是指向了一個相互連結的輻輳與匯流。它是語言的系譜學與科技的系譜學兩者之間的匯流(暫時不談資訊理論與 Kittler 式的媒體研究,雖然他們在軟體研究中沒有出現讓人驚訝)。

In the history of languages, software is unique in that it performs machinically and mechanically in ways that other languages cannot. Software executes. I can put software “in a box” and that box will do things in the wild world. If I put Russian or Spanish in the box, it would not do anything mechanically. Software is language becoming machine-technology.
在語言的歷史中,軟體是獨特的;因為它以機械與機器的方式運作,其他的語言沒有辦法如此。軟體能夠執行。我可以將軟體「放在一個盒子裡面」,然後這個盒子就會在大千世界中運作。如果我把俄文或西班牙文放在盒子中,它將不會有任何機械式的反應。軟體是一種變成機器科技的語言。

Conversely,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oftware is unique in that its instrumentality is configured linguistically. Software is written. I can write software to operate a machine to cause it to do things. I could write instructions on the side of a hammer (if I was Jonathan Borofsky) but I cannot write a hammer, nor does what I write on the hammer effect its hammeringness. Software is technology becoming inscription-language.
相反地來說,在科技史中,軟體也是獨特的;它的「指揮特性」(instrumentality)是藉由語言的方式所設定。軟體是被寫作出來的。我可以寫軟體來操作一台機器,讓它可以作事。我可以在一把榔頭旁邊寫使用說明(如果我是 Jonathan Borofsky 的話),但我沒有辦法寫出一個榔頭,我所寫在榔頭旁邊的說明也沒有辦法影響榔頭的榔頭特性。軟體是一個成為銘刻語言的科技。

The vectors of this convergence were on display during our day two planning session. More or less clear positions were outlined by socio-culturalists and technologists. Each saw the concerns of the the latter as enveloped by their own.
這個匯流的這兩個向度,在我們第二天的規劃設計議程中顯示了出來。多多少少那些清晰的命題被社會文化人與科技人提出。每個人都看到了他們自己封裝起來、後者所關注的重點。

BUT –and here’s the kicker– it was the socio-culturalists who were more invested in defining software as a wordly technology (building bridges, governments, identities, etc.) and it was the technologists who were more invested in defining software as autonomous linguistic frame or substance (code rhetorics, assembly politics, generative grammars, etc.)
然而,也是社會文化人更投注資源在定義軟體,把它視為字的科技(wordly technology),(建構橋樑、政府、認同,等等),以及科技人更有興趣把軟體定義為自動的語言框架或內容(例如程式碼修辭學、組合政治、衍生文法等等)。

The surprised me. Should it have? Do you agree with this observation?
這讓我感到驚奇。應該是這樣嗎?你同意這樣的觀察嗎?

Is it that Humanists have technology envy, tired of the virtuality of words, and Technologists have culture envy, tired of being instrumentalized as specialized mechanics? Is Software Studies the place where we trade goods, blend our cultural capitals, and leverage a new, shared bargain?
是否人文主義者具有科技欽羨的情結,厭惡文字的虛擬性,而且科技人具有文化欽羨情結,厭倦了操作化與特化的機械性關係?軟體研究是否座落在一個尷尬的地方,在此我們交易財貨、混同我們的文化資本,並且槓桿出一種新的、共享的有利生意?

If so, what does it mean that SS to date involves this transposition and transprogramming of interests, and that the wish of one discipline is to be play as the other? To me, it seems like a very good sign, and good reason to get Latour at the next meeting!
如果是這樣的話,軟體研究迄今牽涉這種利益的跨界定位與跨界程式(transposition and transprogramming of interests)究竟代表著什麼意義?這種一個學科想要被當做另外一個學科來扮演、遊戲的願望,又代表著什麼意義?對我來說,這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棒的意涵,以及把 Latour 抓來下次會議很棒的理由!

我分享著他們開啟一個新的跨領域與跨學科的興奮。這個領域的誕生不是憑空出現的,也歷經了十年多的演變、前衛藝術家的嘗試實驗、運動份子的打破疆界、理論學者的對話與參與。我對於這群人與他們的論述感到如數家珍,彷彿在自己家中一樣自在,但是卻對一個無法從這種自由氣氛中獲得能量的在地僵硬學術環境感到失望

目前這些經驗都還只是一連串改變的開始而已。更有意思的整合與經驗的對話,還在深切地發酵中。除了跟美感對話之外,與社會經驗、自由軟體、身體象徵領域的交會,區域性的文化議題,都將是軟體研究會從包含你我在內的「我們」中所需要的新能量與新想像。加油!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這個運用公共電視 Peppo 平台所進行的數位典藏影音典藏計畫,最新的報導記錄了在日本北海道札幌的一場抗議行動,針對從 7/7 週一到 7/9 週三在日本北海道進行、包含了美、日、德、法、英、義、加、俄各國領袖在內的 G8 Japan Summit 八大工業國日本高峰會。

乍看之下這個數位典藏的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記錄了發生在日本的抗爭,似乎有點不太通;實際上這樣的資料卻是參與單位的珍貴衍生資源所帶來的結果。台灣的公民參與全球公民社會的發展,這樣的時刻早就被世界衛生組織與國際防疫衛生方面的議題佔據焦點、炒作許久,被當成台灣進不了國際社會的一個重要象徵。然而在其他的領域中,已經蓬勃發展的台灣國際民間社會互動,卻被當做是「恐怖行動」而被地方警察分局建檔調查。6月30日發佈的這篇新聞稿:「抗議台北縣新店分局「登門關切」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之公開聲明」,就是凸顯了這種掌握權力者的雙重標準與虛偽。

把國際的合作當做個人與組織的資源,把台灣的國際空間當成是特定意識型態的天空,無論自我矮化、自我貶抑或者強調對岸的打壓與壓迫,兩者都忽略了讓民間社會自主地成長,對人民直接的助益與幫助。顏色不能夠掩蓋利益,也不能夠掩飾對於中國被政權壓迫的維權律師與運動者的忽略、視而不見。

聯合新聞稿這樣說到:

2008年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G8)將於7月7日至8日在日本札幌舉行,這個主導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關鍵會議,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甚巨。掌握全球經濟權力的世界大國,將在關起門的會議中,討論如何壟斷資源,其決定不但左右全球經濟,更讓人擔憂將加劇全球貧富不均。

所以從1999年西雅圖WTO部長級會議到2007的德國的反全球化示威,來自全球各地的NGO、環保團體、農民團體、勞工團體,各式各樣的反全球化組織,以及獨立媒體工作者結集抗議少數集團主宰全球化走向。主流媒體面對此一大型的國際集結,向來只將目光關照於少數的工業大國,無視少數工業國家對全球經濟與資源分配所造成的傷害,且將示威者描繪成暴民的形象。相反的,獨立媒體工作者雖然面臨國際警察的打壓與主流媒體的暴力相向,卻仍透過小眾媒體揭露這些資本集團的邪惡本質,提供另一面向的深入批判報導。

台灣警方不當的關切行徑

代表「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前往日本採訪的台灣獨立媒體工作者em,在赴日本札幌拍攝國際反G8的示威,以及紀錄各國獨立媒體如何報導國際示威活動的前夕,卻遭到新店分局警員「登門關切」。在我們與新店分局連繫後得知,警方上門關切此事,是因為他們認為「去日本抗議是個敏感的議題且有可能有違法之虞」,因此透過情資系統調出當事人的資料,「上級單位」要求當地的執行機關外事組進一步蒐集情資。

人民的言論自由,媒體的發行出版,都受本國憲法保障。台灣警察片面地認為去日本參與反G8活動,先入為主的判斷當事人「很可能」為擾亂秩序的惡意份子。而台灣的情資系統,在未有明確而立即危害社會安全,未有任何犯罪行為的情況下,居然輕易地把個人資料透露給行政機關,方便警方直接找上當事人。警方如此舉動,其實並不單是為了蒐集情報資料,更是要造成了當事者與家人心理壓力,對原計畫的行動產生怯意和疑慮。從這個事件中,十多年來台灣民主改革所累積出來的人權保障價值與言論自由風氣,輕易受到國家機關可笑輕蔑的挑戰。

我們的呼籲

台北縣新店分局以及其上級單位的上門關切舉動,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台灣人權促進會要表達嚴正的抗議,我們也「善意」地提醒行政機關和情治單位,莫以「維護治安依法行事」為藉口,玩弄恐怖統治手法,侵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要求政府充分尊重言論自由與公民媒體獨立自主,不得無據地干涉、影響。

擁有資料者便擁有權力;行政者自己本身需要法治教育,重新認識什麼是憲法、什麼是公民的基本權益。對於媒體工作者與運動抗議者的區分也許是一種矯情與偽善,但是連這種基本的尊重與認識都沒有,可能喪失的是對於資訊判讀的基本能力;更遑論對於真正會造成社會恐怖的危險行動有能力加以處理。以古代戒嚴時期恐懼治理的方式,要配合鄰國掌握現代恐怖份子的資訊需求,展露自身的「可笑與輕蔑的挑戰行動」,對於國家公權力的展示而言,實在不是一個好的示範;而對於未來,這些「認真」執勤的員警所帶回的「重要資訊」,是否僅是徒增誤解、製造無用對決的浪費社會資源的後續困擾呢?

延伸閱讀:

  • em 的個人網站:http://emblack.wordpress.com/
  • em 的文章:「革命以死」
  • 在日本跟台灣的這種國家生存久了下去 很容易會被歸化 因為所有的界線不是那麼的明顯 所以很難去了解跨過線指的是什麼樣的線 跟跨過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最可笑的是一般人根本不知道線在那裡 他在那邊跳來跳去的聲稱自己跨越過所有人所不能 而對於一般人最終這一切都會很容易被愚蠢的熱情給沖散 剩下的只是那個鄙夫之勇 而這種勇氣是幹不了什麼事情的 當你要反抗時 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所被框架的體制有完整的認識 在某些方面上選擇的容忍跟取捨 不是因為毫無關系 或是不造成威脅 跟單純的只是關係你那廣大的無知 而是一個程序上的動作過程 一般的人 認為只要有勇氣去反對就是幹事情中最需要的那個重要原素 殊不知冷靜 與廣擴的視野才是一個真正有威脅且可以長久運作的運動力量

七月四日是美國國慶,好友的生日,也是「陸客來台」的象徵啟動日子。政府官員、所有的媒體、許多立委、政論節目從之前到當天早已喧擾地討論辯論,甚至還有荒腔走板的縣市長跟中央嗆聲,一定要在當天搶頭香往對岸搭乘「首發團」出航。鑼鼓聲漫天作響,噴水車洗機歡迎,攤販小商店股民檳榔西施與其他所有無關的人們,一起在電視機前面沉浸在這奇特的時刻(不沉浸也不行,因為所有的台灣電視台都在報導)。

在這當中,當然有很多奇特的、醜陋的、感人的、作噁的現象可以被評論與檢視。例如,當台灣縣市長在廈門台灣經濟罪犯的酒店當中獲當地政府邀宴時,到底該作什麼反應?可能沒有什麼反應,吃飯就是了嘛。為了拓展經濟,大家什麼都可以不用在意。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在這些「陸客」現象底下,到底有沒有任何專業的聲音發聲呢?

舉例來說,所謂的「陸客」來台會帶動台灣經濟,是什麼樣的帶動法?對於台灣服務業體質的改善有所助益呢,還是會摧毀台灣不夠國際化、已經脆弱的服務經濟?各國的觀光政策如何針對中國消費者而有所規劃與作為呢?台灣優質而可以長久經營的文化內涵,究竟該如何與大量迅速興起的經濟體相遇?會往台灣移動的這些第一時間出現的「陸客」,是在中國屬於什麼樣的階層?是算頂級顧客群,還是省級的精英客群?他們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是來探訪「內地」,還是比較「兩岸隔絕」的實驗結果?來了台灣(不能稱作訪台,要稱作訪華)以後,他們還想再去哪裡?

有很多問題都是屬於觀光方面的專業提問。剛剛一邊提問題,一邊就在想:糟糕了,我的問法真的很「公共電視」耶;似乎已經可以預見很冷清地、不被重視、一定沒有人要理我。但是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事情,怎麼辦?我們的政府、立委、媒體、政論節目有回答這些問題嘛?政府不說,立委批判、媒體採訪表面現象、政論節目設定目標指責特定對象,所以好像還要我們公民社會的小老百姓們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是否有可能請教觀光與社會專業的學者,對於上面的問題有沒有答案?

對於國內的影響與衝擊來說,今天閱讀原住民族電視台的新聞報導:「改良歌舞迎陸客 學者:太可怕了!」讓我覺得好像唯一聽到細微的、專業的聲音:是否處理「陸客來台」的觀光策略,竟然大開倒車,回到 50 年代的部落獵奇、以表演為主塑造出來的觀光想像?

期待兩岸觀光紅紅火火,台下舞者所代表的原住民文化衣服雖然也是紅紅火火但哪一族已經無法分辨,轎子上的採線團團長帶著夏威夷花環,頓時也成風光的頭目,雖然這是觀光遊樂區的,表演節目,不過在採線團與台灣原住民文化觀光的接觸過程中.讓原住民學者非常擔心。

隨著採線團在台灣各景點,進行考察,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原鄉部落,原住民歌舞的呈現新舞碼的表演,台灣雖具有多元文化族群但歌舞呈現上卻同質性太高。

兩岸開放觀光交流,一等就將近10年光陰各家旅行業者搶食陸客觀光潮的大餅時,資深旅遊業者也對於現階段原鄉的觀光趨於片面的歌舞不贊同,未來的走向應該朝部落深度旅遊才有意義。

50年代台灣知名的原住民景點烏來、日月潭、阿里山、花蓮,其中不乏歌舞展演場,造成的文化偏差影響深遠,如今迎接陸客的同時,拼經濟拼觀光,是否仍需重回50年代的部落觀光形式再次讓部落與文化面臨考驗。
2008-06-25 原視新聞網

是否後面決定的政治經濟關係,其實是由與文化無關、與社會、勞工、政治都無關的觀光商人,在主導這一切的政策走向,乃至於決定飛機要落腳在哪個縣市的機場?一個牽動到政府規範、服務業規劃、休閒文化、原住民族群文化政治、地方資源、人力資源佈局、並且影響台灣(現在要叫中華民國)社會觀瞻的重大政策,最後是政府全面退讓,徹底解除限制、服膺市場機制,來讓全體人民為這糟糕的政策安排來付出代價,默默地留下眼淚來買單。

台灣的專業人士,你們在那裡?如果媒體沒有報導你們的看法,你們就沒有看法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