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地方(從新竹回台北路上)分段看 Michael Moore 的醫療與行動紀錄片:Sicko(2007)

最震撼的一幕,是曾經擔任報紙編輯、後來因為先生心臟病好幾次復發、自己罹患癌症,因為後來的醫療保險帳單讓他們付不起只好賣掉房子的 Donna Smith,在古巴醫院裡面聽到年輕的醫生跟她說:

“It’s okay.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所有的情緒爆發出來。她過去 20 年都在跟醫療系統奮戰,直到她打敗了,付不出錢來看病。她就不能看病了。另外一位志願急診醫療技師(volunteer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Reggie Cervantes 在 911 事件現場緊急挖掘屍體、救護傷患,因為日復一日一直在現場救人,她氣管遭受灼傷、沒有辦法呼吸。後來她沒有辦法繼續工作,因而無法負擔醫療保險的開銷,於是只能夠賣掉房子搬離開紐約市。當她看到她的藥在美國的售價 120 美元,在古巴只需要 3.2 peso 時…用現在的匯率來換算,竟是 868 倍的價錢時,她忍不住哭出來了。走到外面,她對導演說:

“It doesn’t make any sense.”

對很多人來說,這當然是 make sense:匯率、貨幣、第一世界國家跟第三世界國家,醫療保險自由市場 vs. 全民健保,而且還是複雜的問題。就像 New Yorker Magazine 中的評論文章 “Sick and Twisted” 作者 Atul Gawande 的說法(根據 wikipedia.org 中 Sicko 的條目):

“his movie about the American health-care system, Sicko, is a revelation. And what makes this especially odd to say is that the movie brings to light nothing that the media haven’t covered extensively for years.”

Michael Moore 做了一件讓人很敬佩的事情:他行動,並且讓大家認真討論這些問題。論點清晰(也許過於簡化),但是很真實而直接地觸及到人們的生活跟痛苦。也許推動醫療改革需要不只是影像邏輯與說故事,但是沒有這樣的一步,我們不會有機會可以擺脫所有複雜事物的糾纏、拒絕窒息在陳堆的科學事實與檔案文件中,呼吸到走出自己的侷限之外的新鮮空氣。

你如果關心 Sicko 這部片引起的英國 NHS 或者其他的討論,請連上 Sicko 的網站,你會讀到很多深入的討論與報導。

“It’s Okay.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跟隨 roach 跟 swpave 的腳步,我閱讀朱立熙的「台灣心、韓國情」:「韓國經濟真的很危險!」,首先讀到的是令人啞然失笑、「中天新聞記者」根據找不出來源的「外電報導」的「打擊型新聞製造過程」:

2006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忙著趕寫書稿,有一位自稱是「中天新聞」的記者打電話來要訪問我,請我以韓國問題專家的立場來評論「韓國將引進台灣勞工」的新聞。

我當時的直覺反應是,「請告訴我,這消息是從哪裡來的?」「是我們今天收到的外電報導。」「請問是哪一家外電?」「讓我查一下……。」然後支支吾吾沒說出來。「我每天看韓國的新聞,但怎麼沒有看到這一則新聞呢?」「喔,是嗎?……那你能接受我們訪問談一談嗎?」「沒有的事情,要怎麼談?又要我怎麼評論?」我當下就拒絕了。

當天晚上我還特別留意了中天電視,並沒有播出這樣的新聞。幾天之後,網路上出現了,是引用「中廣」的報導。然後,這一條假新聞就在網路上被無限轉傳。大家利用電子信件大肆傳播,以訛傳訛。後來各路名嘴又在談話性節目擴大渲染,以這條假新聞痛批民進黨政府執政無能,讓民生凋敝,失業率攀高,所以只好到韓國去當外勞。….

泛藍媒體與藍營的失業學者聯手炮製這個假新聞,在第一時間被我質疑之後,不敢播出,卻轉從其他管道放出這則百分之百的假消息。如果當天我接受訪問,豈不是替這則假新聞背書?還好我沒有上了泛藍陣營這個卑鄙的當。

最近,又有人在媒體上討論韓國經濟的優勢。東森新聞並且做出南韓大學畢業生起薪台幣七萬元,讓台灣大學生震驚之餘更加痛恨政府經濟施政的無能。媒體上連續的「揚韓抑台」聲浪不斷,即使引用的數據錯誤百出,或是只見表象而以偏蓋全,但是「假借韓國唱衰台灣」的意圖昭然若揭。國民黨的電視文宣,甚至找來一位「五流」的韓國人,來批評台灣政府只會拼政治,不會拼經濟。(美國人或日本人絕不會笨到介入外國政爭,並替外國政黨當宣傳工具,而且此君來台七年不會說華語、還說得一口爛英文,所以我才批評他是「五流」的韓國人。)

然後才是正文:韓國的經濟真的很危險。他引述日本專家撰述的專書《本当は ヤバイ!韓國經濟——迫り來る通貨危機再來の恐怖》(真的很危險!韓國經濟——通貨危機即將再度來臨的恐怖);作者三橋貴明「服務外商IT科技企業多年,2005年取得「中小企業診斷士」資格,目前從事各國經濟的分析診斷與諮商工作。」。

這本書光是看它的目錄頁就很嚇人——第一部:陷於惡性循環的韓國經濟、第二部:崩潰中的韓國社會。各章的標題則是——第一章:六項赤字、第二章:泥沼中的國際收支、第三章:日圓「套利交易」(Carry Trade)的逆襲、第四章:通貨危機再來的惡夢、第五章:韓國出口企業的實態、第六章:可怕的全教組與教育平準化、第七章:殖民地經濟大國、第八章:留守父親的悲慘現況、第九章:嚴重的國內空洞化、第十章:「綜合股價指數」(KOSPI)最高值的疑惑、第十一章:崩潰中的韓國社會、第十二章:激增的出走(脫南)潮、第十三章:GDP成長5.0%之謎、第十四章:新聞報導的可信度。

本書開宗明義就引用「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理事會」(ESCAP)在今年四月十八日發出的警告說,在1997年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國家當中,韓國、印尼、泰國、菲律賓等四國,極可能再度遭逢通貨危機,其中「以韓國面對金融危機的『脆弱性』最高」。作者指責,這項警告並不被日本媒體所注意,實際上在他本書完稿的今年五月,韓國經濟持續惡性循環,正面臨著高度的危機。

韓國經濟的「惡性循環」指的是:短期外債激增→資本收支盈餘增加→韓元升值→出口企業不振→經常收支赤字→國內資金不足→短期外債激增。週而復始地惡性循環不斷。

這個問題對於我們計畫現在關心的議題有切身相關。韓國的經濟實力(包括 GDP 超過台灣、大企業的閃耀榮景與文化產業的興盛)是現在一般大眾的常識印象;然而在科技與產業發展上,中研院王佑曾院士在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的討論會中,多次表達日韓的模式是一個失敗的案例,台灣不應該複製這條走不下去的路。同樣作為後進國家(latecomer)的台灣,應該要避免前車之鑑,選擇一條註定難走,但是獨特而有高度附加價值的路。

這篇文章仔細讀下去,韓國社會的問題看起來讓人怵目驚心。無論是大財閥企業純益的急遽下降、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與物價飆漲、比台灣更恐怖的房地產泡沫化、「國家級的借款地獄」、「脫南潮」等等詞彙,每一個概念都是超過平常所瞭解的韓國。這讓我第一件想作的事情就是看 globalvoices 全球之聲韓國新聞三星醜聞高中畢業依照家庭收入分組旅行等等),以及跟韓國朋友討論他們的看法。(這時候就需要互相對話、共同思考的國際/亞洲青年們了…. :P)

總之,這篇文章清洗了我在看到電視國民黨(韓國人指責台灣政經發展)文宣廣告時的不舒服,也提供了一個更大的視野,讓我可以跟自己知道的科技經濟發展相結合。關心東亞、中國與亞洲區域發展的朋友,我也期待聽到大家更多元的聲音。另外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媒體的從業人員這樣「製造新聞」製造衝突,毀掉正常管道的正確資訊流通,是否是在掘自己跟大家的墳墓?

我沒有在看新聞。我不知道。

如果你現在在舉辦研討會,也許會有同事給你建議,會場多加一部投影機跟螢幕,可以將與會者的線上討論交流直接投影出來給現場觀眾。要不要這麼作?你問自己。這樣做法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壞處?是否就像多來位客人、多買張票、吃飯多加一雙碗筷一樣自然跟簡單?是否就像你新買了 20 吋、30 吋或 40 吋的液晶顯示螢幕,跟舊的螢幕擺在一起,多了一個螢幕這麼輕鬆自在?

也許在提供建議者的口中,提到 IRC 聊天室、meebo、skype open chatroom 乃至於當下火紅的 twitter、jaiku 或者更多更新的溝通傳播工具。或者沒有人要去跟主辦單位報料,大家自己在底下玩共同筆記、玩 wiki、玩即時 msn 或者 subetha edit 線上編輯遊戲。

多加的一台投影機,總得接到某個內容端來持續放送。通常在研討會中,持續傳播放送資訊的人,就是那苦命/偉大的主講人。如果多了一台投影機,那要接到誰的身上,來對眾人傳播資訊/福音呢?會不會干擾原本主講人的演出?會不會有人實行文化干擾(culture jamming),反向企圖消解主講人與觀眾對話的諸多努力?還是宛如「關鍵報告」科幻場景,以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的方式,註解、補充與增添了原本主講者的內容,增加了親和力?

並不是這麼簡單而已。它觸碰到華人世界文化的底層,把原本輕鬆自在在台面下的溝通與對話一下子翻上台面來,變成眾目睽睽的現場目睹事件。

(還在寫。你有沒有什麼看法呢?)

除了 NCC 跟 wii 之間的愛恨情仇,我們其實對於 NCC 在做的事情其實並不太瞭解。傳學鬥、媒體觀察基金會跟一堆民間組織所成立的「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一起對 NCC 最近的作法喊出了民眾的聲音:拒絕為「通傳法草案」背書!

NCC是財團的提款機!我們拒絕為「通傳法草案」背書!
–公民媒改聯盟等六十八個公民團體拒絕參加通傳法草案公聽會

NCC在9月28 日辦完第一次「通訊傳播管理法(通傳法)草案」公聽會,當天會後NCC立即發佈新聞稿,對外發佈宣稱 「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第三天公聽會修法政策方向獲致肯定新聞稿,這種說法不但與事實不符,根本就是掩耳盜鈴。數週後,NCC 重新俢訂的「通傳法草案」,証明當初自稱的「肯定」,其實是與財團達成的共識。在「新版」草案內容曝露了NCC只是假借公聽會「漂白」自己的預設立場。令人憤怒的是,公民團體在第一次公聽會中提出的多項意見幾乎完全不被採納,而所謂「新版」草案,卻在財團的「建言」下,更向電信及廣電業者利益傾斜。 NCC無疑是假公聽,真護航!

公民團體曾於9月21日 發表聲明指出,舊版的「『通傳法草案』內容偏向媒體所有權「去除管制」的思維,對跨媒體經營大幅鬆綁、取消有線電視垂直整合限制、缺乏退場機制、對限制外資比例態度曖昧,無法有效解決本地媒體壟斷問題;並且取消本國自製節目比例、刪除對公共電視之補助,降低業者公共責任」。公民團體也在第一次公聽會中,對本國節目自製率、教育文化與公共服務節目比例下限、勞動權保障、財務透明、頻譜政策,以及有線電視特種基金和外資限制等條文提出具體意見,但最後, NCC不僅對公民團體的意見完全置若罔聞,不理不睬,甚至變本加厲,通傳法草案公聽會已成為NCC與業者的私聽會,更是欺騙全民假公聽會,NCC 的心態和作法應受到譴責。

「通傳法草案」根本就是為財團量身訂作的「金」縷衣,我們對於NCC成為財團掮客,淪為財團提款機的作法表達強烈抗議!我們拒絕參與通傳法草案第二次公聽會!即使如此,對於攸關台灣傳播媒體未來重要發展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基於公民責任,我們提出以下的主張與看法。

一、反對NCC刪除徵收業者「特種基金」

NCC不但沒有接受公民團體調高徵收媒體「特種基金」比例的意見(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3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每年提撥當年營業額百分之一之金額,提繳中央主管機關成立特種基金」),相反的,媒體業者應繳納「特種基金」的義務,在 NCC的謢航下,反而全數遭到刪除,未來業者將不必負擔公共責任,NCC變相幫財團減稅,宛如是財團掮客!

二、反對NCC不當開放外資!

NCC不但沒有接受公民團體反對開放無線廣播電視外資的意見,反而開放外國人投資無線電視事業,並提高外國人直接持有有線系統的股份到49%。此舉不但對本地影視產業發展及勞工權益並無助益,未來本地文化及我國的文化主權也將受到嚴重戕害!

三、反對NCC取消跨媒體經營的限制!

NCC不但漠視公民團體反對取消跨媒體經營限制的訴求,仍將放寬財團跨媒體經營,此舉無異放任跨媒體所有權集中,承認目前媒體壟斷,更協助掃除媒體集團擴張版圖的障礙,未來台灣媒體壟斷將更為嚴重,民眾的選擇將越來越少。

四、反對NCC降低業者違法之罰鍰!

NCC在新版草案中,完全反應業者心聲,將舊版草案中將最高五千萬元罰金降為一百萬 元(第一百七十三條 ),或是將最高一千萬元罰金降為一百萬 元(例如違反第三十七條者),罰金大幅縮水為1/50或1/10。此舉無疑是 幫媒體卸責,縱容業者可以不斷犯錯,違反法令,不僅對改善媒體亂象全然無益,消費者權益將會受到嚴重侵犯!

五、反對NCC刪除本國自製節目比例明確規定!

NCC在新版草案中忽視公民團體要求明確制定本國自製節目比例主張,相反的,草案卻是語焉不詳地將原廣電法中明確規範改為「由主管機關定之」,徒留爭議和業者規避責任的僥倖空間。為振興本地影視產業發展及勞工權益保護,以及本土國族文化認同的需求,世界大多數國家皆對本國自製節目比例及時段有明確規定,過去廣電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於本法皆有明確規定,通傳法不應模糊化。

本屆NCC委員任期將於明年終止,我們在此鄭重呼籲NCC委員應負起打破財團壟斷、保障媒介平等近用、促成文化多元的重要使命,否則一部向財團傾斜的「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 將是擊垮本土影音產業的最後一根稻草,NCC也會成為出賣台灣影視產業的歷史罪人!

昨天上午民間動員到 NCC 公聽會現場,表達了這樣的抗議:

靖堂在他的部落格裡替這一份通訊傳播管理法冒冷汗:〈請NCC規劃一部完善的媒體政策與法律〉

加以去年平面媒體如骨牌般接連熄燈,媒體寒流一波又一波,事實上,這與政府自解嚴以來,未經詳細評估規劃便過度濫發執照的媒體政策有關。而今,錯誤的政策,要由廣大台灣閱聽眾與最基層第一線媒體工作者來概括承受。隨著近年幾波閱聽眾對媒體亂象的直接反抗,與媒體關門精簡人事引發的抗爭行動,錯誤政策的報應已至,政府勢必得面對此一問題。

然,主管媒體市場秩序的NCC卻似乎無視於此一報應與閱聽大眾的悲鳴,一再以縱容、開放的態度,面對這些面目猙獰的媒體財團。此次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擬定過程,可茲證明。

比如外資,在新一版本草案中顯示,未來將允許外資直接間接投資無線廣電媒體股份達20%,有線系統台最高可至60%(外國法人直接持股最高49%),而衛星廣電媒體外資直接持有股份最高則可達50%。媒體普遍被視為應受保護的文化產業,豈可縱容國外資本短線投資炒作、戕害台灣的影視文化產業?再者,此法刪除原受廣電三法保障之本國影視節目自製比例,未來一旦外資持有之廣電媒體大量購置外國節目播放,一方面我們將愈加難以看見台灣多元文化之美,二來台灣本地影視媒體工作機會將更加受到嚴重剝奪,君不見日前美商凱雷才剛接下東森經營權不久,旋即大動作精簡300人,此可例證之。

NCC 自己發佈的最新新聞稿,則是這樣寫著:

新版草案採納各界意見後修正多項規定,包括「變更市場參進機制為許可制及登記制兩種」、「重新定義廣播電視及通訊服務事業」、「修正外資投資通訊傳播事業之上限」、「增訂特定通訊傳播服務市場之界定程序」、「釐清具有顯著市場地位者(Significant Market Power, SMP)之適用範圍及其義務」、「擴大通訊傳播普及服務之範圍」、「檢討修正頻率核配機制」、「明訂頻率轉讓及二次交易規範」、「增加公民團體參與頻道事業自律之機制」、「合理化調整罰鍰額度之級距差異」等。

NCC預定於本階段公聽會結束之後,另行邀集政府相關機關進行法案之協商,預期於12月上旬,NCC即可將修訂版草案送請行政院審議。

本次公聽會共分成上、下午兩場次,各界繼9月下旬熱烈表達相關意見之後,再次對於新版草案提出進一步的修正建議及意見。部分與會人員於會中表示對NCC能廣納各界意見,並於短時間內配合修正並提出新版草案,表達其高度肯定之意。會中亦有部份與會者再次提出新增見解及建議。NCC表示,將再參酌採納本次公聽會中各界所提建議,修正草案相關條文作為NCC與相關政府機關協商之依據。

公共電視採訪了石世豪副主委對於民間團體意見的看法。很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沒有針對所提出問題作出正面的回應,而是評論「單一團體」內部該更民主化(其中一個評論。有人有公視影像嗎?)。

當國家政策有主動的民間團體、願意仔細比對審核提出意見看法,反映的不是個別業者的權益,而是更為透明公眾利益時,已經對於主辦者帶來巨大的正面意義以及借力使力、往改革方向移動的動力與契機。這任何曾經處理過公眾事務的人都應該有這樣的經驗與感受。除非,這些聲音所提出的方向剛好是主政者所期待的相反方向?

這樣的意見同樣地也被公民媒改聯盟所表達:

2007/11/20 媒改團體呼籲NCC勿轉移焦點 真誠回應人民聲音

針對國家傳播通訊委員會(NCC) 今日對於公民媒改聯盟抗議行動的回應,公民媒改聯盟澄清表示,各公民團體自 今年九月第一次公聽會以來便針對相關法條內容有明確之主張與詳細說明書,但NCC 並未本於職責認真對待與回應,今日在公聽會場也按照程序登記與援例申請提早發言,並無NCC 所指稱「口號式批評」或「未按照程序」之問題。

NCC 今天召開第二次通訊傳播管理法草案公聽會,公民媒改聯盟至公聽會場外抗議,表達反對 NCC 刪除征收業者特種基金、不當開放外資、取消跨媒體經營限制、降低業者違法罰鍰等訴求。公民媒改聯盟表示,自NCC 第一次通傳法草案公聽會中,就財務透明、頻譜政策、有線電視特種基金及外資限制等條文提出具體意見,但 NCC 卻置若罔聞。因此本次公聽會,公民團體拒絕為通傳法草案背書,選擇在場外抗議。

在抗議活動後,公民媒改聯盟代表鄭凱同等人,按照NCC 之規定登記發言,同時援引前次公聽會部分業者代表提前發言之前例,在發言單上加註希望提前發言,要求會場人員轉達會議主席裁奪。會議主席蘇永欽於現場公開詢問所有與會者,現場無任何異議。鄭凱同隨即宣讀聲明,發言譴責 NCC 通傳法草案傾向業者利益、而未充分納入公民團體之意見。宣讀意見完畢後,公民團體代表離開官辦公聽會會場,過程平和理性。

NCC 不僅漠視公民團體在第一次公聽會理性陳述之具體意見,也未對今日公民團體提出之具體意見與問題,進行實質說明和回應,卻轉而將焦點放在並不存在的程序問題上,反過來指稱公民團體僅是口號式批評,企圖抹黑公民團體,進而削弱公民團體表達意見之權利和正當性。主管機關此種失格手法,有虧職守,令人遺憾,也更證明 NCC確實不夠尊重公民團體。

針對NCC 副主委石世豪有關「媒改團體未依程序發言」、「口號式批評」的說法,公民媒改聯盟特別澄清表示,進入會場與發言按照程序申請,所有發言亦有紙本之詳細意見書事先寄發給 NCC ,並無石世豪指稱之問題,更呼籲NCC 應就公民團體提出之意見,進行實質討論與回應。公民團體本於社會整體公益,將不再繼續回應 NCC 刻意製造的程序問題,也呼籲NCC 確實就外界對於通傳法草案的各項質疑和意見,以及為何 NCC只偏狹的採納財團和業者的意見,進行實質說明和修正。

詳細地列出這些意見,希望這些聲音能夠被更公開地聽見與討論。要不是這些溫和的媒體改革與監督力量持續在關注這眾人的事務,我相信民眾的聲音與看法,絕對會更被邊緣化;而財團業界利益,也成為國家退讓、釋出媒體宰制社會的主要判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