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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 Kevin Hetherington？他是英國開放大學（Open University）的研究副院長（Associate Dean (Research) for the Faculty），1997年出版一本跟本篇文章超級有關係的著作：The Badlands of Modernity: Heterotopia and Social Ordering（《現代性的惡地：差異地誌與社會定序》）。Routledge 出版社 Culture, Economy and the Social 書系的共同編輯、共同創辦 2003 年起的線上期刊 Museum and Society。

博物館與社會秩序打造

首先作者（以下簡稱 KH）回溯 1954 年 Malraux 的著名著作：「沒有圍牆的博物館」（museum without walls）。Malraux 不只是在談博物館而已，他還在論及我們所知的藝術之本質。當他做社會學的觀察，論述「藝術並非超然存在，而是被社會脈絡所限制」時，脈絡不只是解釋其藝術、同時也論及所有先前曾經存在過的事物。他的論述更企及再現與社會秩序打造（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ordering）。現在這篇文章並非關於藝術，但它是關於社會脈絡、並且我們可能會如何思考無牆的博物館，以及其秩序打造的模式之空間性。（同時請參見 Law 1994）。對 Malraux 來說，無牆博物館是，藉由藝術的複製、經由攝影等所帶來的一種冥思對象。

Malraux 在討論博物館與其和藝術的關係時，（至少暗示地）處理三種空間：首先是「前博物館空間」（pre-museum space），藝術存在於一個在地化的社會脈絡例如教堂、私人房舍、皇宮、花園等等。其次，在 18 世紀後半充分建制化成「有牆博物館」之前，在 17 世紀與 18 世紀的「傳統博物館」（classical museum），包括發展出無數圖畫的收藏與「珍奇櫥櫃」（cabinets of curiosities）等。各式各樣的藝術作品蒐藏被集中起來，在一個提供藝術以全新意義、並且開放藝術實踐中再現的全新意義的空間中。最後，在藝術的機械複製性進展中，所謂的「沒有牆壁的博物館」（the museum without walls）對 Malraux 而言開始出現、座落在書本這種形式中。Malraux 在這篇經典論文中以各式各樣的攝影例證，與文字一同闡述，展示了藝術可以透過攝影複製的選擇性被再現的不同方式。

Malraux 的想法既具有啟發性，同時有所侷限性。他所展現的很清楚在於這些不同的社會脈絡組織了藝術當中的再現。藝術被賦予秩序與被分類，並且變成一種打造秩序與進行分類的形式，這種形式連結到所展示的空間。但 Malraux 的論文太過於限制在僅僅把「無牆博物館」當作書本來看待，並僅聚焦在美術博物館上。（同時參見 Crimp, 1985）。我們如今有一大堆的另種媒體可以展現複製藝術。博物館圍牆的倒塌一部分是商業化力量與「文明遺產產業」（heritage industry）浮現的結果（參見 Hewison, 1987），同時一部分也是因為大眾對於博物館的限制之外的歷史與文化興趣之場址有所興趣的緣故（參見 White, 1985），而解放了博物館的概念，將其回歸到更為廣闊的一組空間的集合。（Negrin, 1993）。

很清楚地，我們不能把無牆博物館以類似傳統博物館的方式來思考；但是這兩者並非全然分離。如同 Malraux 所暗示的，我們不應該只把博物館視為一個有著一堆建築物的地方；而是應該將其看作一組空間關係，這種空間關係原則上涉及，在特定場址或建築物周圍所發生的、賦予秩序的過程（a process of ordering）。Malraux 的論文當中已經有所處理：他論及從私人擁有的藝術作品、到私人的蒐藏、到半公共的蒐藏、到對公眾開放的蒐藏，甚至到最終溢出文化作品的範疇、進入到更為一般化的大眾手中，而博物館的守門人越來越無法加以控制。

博物館除了是涉及到賦予秩序與進行分類的空間關係之外，它同時還是賦予秩序的社會性（the ordering of the social）之表達。博物館已經被浸淫在從社會脈絡而來的權力-知識中，並在該脈絡下，他們生產著明確模式的秩序，這種秩序涉及到藉由空間化的效應、組裝與延宕社會意義。這就是我想要在本文中論述與探討，關於無牆博物館的想法之脈絡。我不會對博物館作全面性的談討，而只想檢視「顯現在無牆博物館的概念中，當代博物館的空間性」；只以 Stonehenge 英國巨石群作為一個特殊的例子來加以展現。

Stonehenge 巨石群（中文維基百科譯為巨石陣）是全世界最令人熟悉的場址之一。它是一個矗立在 Salisbury 平原上、距離英格蘭 Wiltshire 的 Salisbury 教堂城市約 8 英里的巨石圓陣。它大約是五千年前完成的地景作品，雖然有多少學者專家在研究，但最初的用途迄今仍然無法確定。吸引作者的並非古代的巨石群，而是現代的巨石群及過去這三百年中它所被賦予的意義。巨石群是一個不確定意義的場址，大群意義與看待的方式所附著在其上，建構了它的曖昧性。（參見 Balfour, 1979; MIchell, 1982; Chippindale 1983; Chippindale et al., 1990; Bender, 1993）它是一個變成許多不同團體感興趣的所在，他們尋求各自對它的解釋、或者用自己的方式來運用它。這些運用這個文化空間的團體包括：

• 主流與核心、作為英國文化中的「世界遺產遺址」，標示了國家、傳統，一個重要的考古遺址
• 非常邊緣與邊陲的神秘傳統的一部分（參見 Michell, 1982），包括許多 18 與 19 世紀嘉年華式的實踐、二十世紀早期的 Druids 德魯伊人與 New Age 的旅行者們，以及他們在 1974 年到 1984 年之間的 free festival（自由慶典）。

作為一座無牆博物館，這個場址可被看作被許多不同的方式所組成：

1. 重要考古遺址
2. 德魯伊神廟
3. 古代天文學的裝備
4. 吸引遊客的景點
5. 古代英國的一個符號象徵
6. 新世紀崇拜的一個場址
7. 英國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8. 古代文明遺跡（ley line）之一個節點
9. 飛碟觀測地點
10. 年度自由慶典（free festival）

這些不同的詮釋意義與使用方式是會彼此衝突的。

以巨石群作為一個例子，作者論述無牆博物館的博物館空間是一個競逐的空間（contested one）。原則上這種競逐聚焦在賦予社會秩序的模式上。更清楚地說，聚焦在不同的賦予秩序模式在這個特殊的地方被再現時的那種衝突上：人們認為這個地方的意義為何，應該被如何地使用。在這場競逐中有許多不同的角色：英國遺產（English heritage）的管理者、土地的所有權人（國家信託 National Trust）、考古學家、德魯伊人、旅行者、異教徒、警方、郡議會、觀光客、居住在附近的在地人。他們通通都是這座無牆博物館的「參觀者」，無論他們選擇是或不是，他們的實踐都變成了讓這個場址有意義的社會脈絡的一部分。

討論巨石群作為一種無牆博物館展現其空間關係，並且將這種空間關係視為社會賦予秩序（social ordering），作者認為需要運用兩個概念：heterotopia（差異地誌）與 utopics（烏托邦的）。Heterotopia 是傅柯所發展的概念，基本意義是「另外的空間」（other places）；heterotopia 是一個充滿不相容社會關係的場址/空間，挑戰著社會中宰制、主導性的再現空間。作者建議 heterotopia 可以被定義為：藉由空間的不相容特色、與該空間與其他空間在建制社會空間化過程中的其他空間關係，所建構成的另類秩序空間。

utopics 與 utopia（烏托邦）的概念有關，乃是被 Marin 對 Thomas More 的《烏托邦》（Utopia）解構閱讀的著作所發展出來。就 Marin 而言，utopics 是源自 no-place （ou-topia，無地）與 good-place（eu-topia，好地）這兩個概念之間差異的空間遊戲（spatial play of difference）。More 把這兩個概念合起來，創了一個新的概念：utopia（烏托邦）。當 Marin 運用這些概念來研究 Disneyland 的時候，這個概念並沒有被用在檢證博物館空間性的脈絡中。

傅柯、差異地誌與博物館空間

Heterotopia 差異地誌近年來在文化研究與文化地理學當中是個超夯的術語。很多人使用，但是很少人把它理論化；也很少被討論，如何運用在原本傅柯論述脈絡之外的情境與例子中。當差異地誌經常觸發了對社會空間的分析之外，傅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對邊沁（Bentham）的環形監獄（panoticon）設計的空間性討論引起了更多的注意。

最早 heterotopia 是被用在解剖學的場域中。它被用來描述身體的部份離開位置、失去蹤影…，就像腫瘤一樣是身體的異物。對傅柯來說，在他作品中社會身體的譬喻有很多參照，存在著「他者的地點」（places of Otherness，或翻「差異地點」），非話語性文學場址與實際現場場址的並置、不可共量的「物件」挑戰我們再現與我們的再現被賦予秩序的方式。Heterotopia 差異地誌對於打亂已建制再現與賦予秩序模式上具有令人震撼的效應。

不以 resemblance 而藉由 similitude，經由一系列的符指與所指之間的延宕、而非直接參照所指涉物，Heterotopia 透過並置不常在一起出現的事物、混淆再現，創造出其自身並賦予這些事物各自的意義。對傅柯而言，heterotopia 是將異質而不尋常事物（或字與詞）放在一起、不讓他們透過相似而生產統一意義的蒐藏空間。他們的意義源自於 similitude 的過程，幾乎是魔法一樣地生產不確定的空間、攪動不停下論述之流中的異形異例。

這樣的空間可被看作在促成抵抗與逾越的行動。然而 heterotopia 還有扮演另外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們是藉由差異與「它者性」（Otherness）作為賦予另類秩序的工具之空間。

他們（heterotopia）的角色是去創造幻覺的空間，暴露出每一個真實的空間、所有在人類生活中的空間，都被劃分秩序、都是充滿幻覺的…或者讓我們反過來說，他們的角色是去創造一個「是另外的、另一個真實的空間」，就像我們的空間那麼混亂、亂架一通、宛如叢林一般，那麼一樣地一絲不茍、一樣地完美。

Heterotopia 不容易在再現系統中被界定，但是他們也不以獨一無二（sui generis）的方式存在。Heterotopia 不存在在事物的秩序中，而是存在事物的「賦予秩序」、或「秩序打造」當中。他們可以被連結到文化上邊緣或文化上處於中心的空間中，既跟踰越的外在者性（outsiderness）作結合、又跟社會控制與秩序的「監禁」空間連結。在兩種案例中，heterotopia 是所有事物被置換、邊緣化、拒絕或曖昧不明時被整併連通，這樣的整併（engagement）成為另類賦予秩序模式的基礎，並且提供了相較於主流再現社會所賦予的社會秩序。

Bennett 的作品已經有所論述，此處並不詳述。「在博覽會、嘉年華會或馬戲團所賦予秩序的模式，透過展現差異與它者性，邀請一種多聲道或眾聲喧嘩的遊樂狀態，允許旁觀者也成為展覽的一部分。」（p. 160）

無牆博物館打破了傳統博物館規訓的權力；它將抵抗的型式開放給賦予秩序的模式（由被再現的博物館所表現）。無牆博物館允許重新鋪陳觀看模式的展示方式。然而，他所生產的抵抗，不應該被單純視為踰越博物館的概念，而應該作為經由它的空間效果、建立其自己的社會秩序賦予模式。

博物館與中立空間（the neutral）

當我們描述博物館空間作為一種效果上的 heterotopia 差異地誌時，其背後發展的意欲往往總是在性格上更趨向烏托邦。以其空間實踐為例，我們可以說在博物館中所再現的、賦予秩序的模式是一種 Marin 所稱之為 utopics 的範例。博物館的烏托邦想像（the utopics of the museum），與所建立起的賦予秩序效應，被一種在拼湊組合與延宕延伸不確定空間中意義的遊戲所架構而成。Marin 從對 More 《烏托邦》（Utopia）的解構閱讀出發，聚焦在 More 所引藉在 ou/eu-topia 之間，這個符碼中的差異的遊戲。Marin 的關鍵概念是：「中立地點」（the neutral），它乃是從「烏托邦」這個詞的意義緊張關係中所發展出來。對 Marin 來說，烏托邦論述是從歐洲十五世紀晚期聯邦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結合中浮現，這個時代，我們必須補充的是，乃是當博物館開始出現、脫離了「神奇櫥櫃」（the cabinet of curiosities）的階段。烏托邦論述是將其意義衍異自「無地/優地」（no-place/good-place）曖昧性空間遊戲的一種多義構形的論述（a polysemic figurative discourse）。它藉由烏托邦想像，顯露出了中立事物的重要性：為了要創造出它者的夢想，另外一個美好、優異生活的世界（the eu-topia），正可展現當下其之缺乏。但是這個它者卻以 ou-topia 的方式存在，作為想像的「無處之地」；它除了在社會批判的形式中出現，除此之外不會被發現。Utopics 烏托邦想像是從這「無」與「優」兩地震盪中浮現的空間實踐，存在在「純粹差異的中立領域」（in a neutral realm of pure difference）。所謂的「中立地點」就是處在 More 的雙關語之間的東西：既非「無處之地」也非「美好彼岸」。對 Marin 來說，「中立地點」既是「它者地點」（Other place）也是「地點的它者」（Other of Place）。「中立地點」是一個不可能的空間、德希達可能會稱之為延異的領域，一種從「無/優」之間無法解決的緊張中衍異出的無止盡意義延宕。Marin 的「中立地點」跟傅柯的 heterotopia 有很多共通之處。

對 Marin 來說，烏托邦論述揭露了：社會銜接（social conjunction）作為「中立地點」的一個範例。

作為烏托邦的組織原則（social conjunction）是其結構的核心、一致性的規則。它允許整個系統內的元素被取代。這個詞設想著其同時成型在矛盾之間。它將這個延續狀態給本體論化了：在其所主導與定序的對立中相互同步。中立地點將會組成矛盾結合的原則，加入他們的對立、將其綁在一起、宰制之、作為矛盾的矛盾。它允許兩者彼此成為對立，同時逃逸出構成其形貌的關係。

中立地點的領域在事物之外，同時也是一種轉換狀態。中立地點與事物分離，構成歷程中的差異空間，稱之為「中立化」，從此浮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打造：一種新型態的「同一性」（sameness）。烏托邦想像的過程就是博物館的理念的背後基礎。博物館將「無處之地」與「美好彼岸」之間的鴻溝給本體論化了；它是一個「尚未如此」的空間，尋求將「尚未如此」轉換成為「就在那裡」（Ernst Bloch）。它創造出一個中立的 heterotopic 差異地誌空間，從組裝不相容事物與它者、建立賦予秩序的模態，並展示「美好的彼岸」想像。經由它對它者的組裝，博物館延遲了其他挑戰著這種方式、展示與再現的差異。中立的領域是社會模糊曖昧被啟動、涉入於是被中立化的領域。

如果這是傳統博物館空間關係的特色，那麼無牆博物館又是什麼情形呢？我會論證其空間關係仍舊涉及到這種烏托邦實踐與差異地誌、或中立空間的遊戲。透過這樣的實踐，他們可能會生產一種新的空間性、並且自身生產新的賦予秩序模態（modes of ordering）。然而，無牆博物館涉及到不只一個烏托邦的想像：傳統博物館僅僅一個。它是一種雙重的差異地誌空間、不只是從差異中賦予秩序、更藉由競爭的差異閱讀來動態的打造各種秩序。這個空間非常的模糊與不確定。然而，相較於傳統博物館，它允許多聲音被表達出來。它也是一個競逐的空間、一個有許多演員投射各自關於社會之理念、他們的烏托邦想像、於其上的空間。我現在會透過 Stonehenge 巨石群作為一種無牆博物館的例子，企圖探索這些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