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yagram

…如果不是政府“开恩”，把他再次收押，并判刑，把他牢牢地绑架到民主化进程中的献祭牺牲队列；我想象不出郭飞雄还会做些什么，又会有什么反响。在中国社会的新型生态里，郭飞雄不仅注定边缘，而且注定是要下场的人物。他如果还有机会上街打酱油，有机会去汶川灾区作秀，去瓮安县城做俯卧撑，大概会淹没在群众、志愿者、新新人类的汪洋大海里。他会被默杀的。他的追随者们或者分化，或者老去，他将四顾苍凉，一无凭借。

我曾经命名当代中国为次法西斯社会。最初我一度以为“次者”，次要也，跟法西斯政治社会的经典形态相比，次法西斯社会要钝缓得多、隐晦得多；很快我修正了自己的研究，次者，后者居上者也，跟一世而亡的法西斯政治相比，次法西斯社会的赖活时间要长得多。在次法西斯社会里，阶层、圈子、地域、种族各怀心事，他们被专制的绳索或松或紧、此时彼时地牵住，他们没有统一的自由诉求。他们是被国王绑架的斯德哥尔摩受害者，他们仇恨又依恋上这个王国了。显然，民族主义的自由主义也好，也是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之一种，它们走到了尽头。路标已经转向，自由主义精英如果不作壁上观者，大概最现实的角色不过是二丑吧。而这些二丑精英实在深具庸众理性，在理性化的庸众或庸众式的理性没有演进成文明理性或现代公民之前，郭飞雄那样的离经叛道者注定不为这个社会所接受。而我们这些庸众的这个现实，正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现实。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1314, patriots of Scotland - starving and outnumbered - charged the fields of Bannockburn. They fought like warrior poets; they fought like Scotsmen, and won their freedom.”

我无能用中文说出那个字，在这里，那个字的人性思想和宇宙逻辑仍属于英语、法语等大陆中国之外的世界。在华莱士的故事几百年后，英国才有了决定意义上的大革命。据说，在那次光荣革命中，流血无可避免，当国王的头被砍下来时，围观的观众听到了一声抑郁的悲叹。这种叹息大概也跟华莱士死后的场景相似。没有喜的内心也没有悲，使我们从无明中现身、凝固并永恒。

今天，郭飞雄先生还在狱中，北京的盛大仪式就要开始。我想起了看热闹的观众，一个伤心的女人，战友，背叛了的精英贵族，还有国王。还有那个字，“free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