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中，閃耀的曙光
張瓊齡/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副理事長/社大十年專案執行長
彷彿，我又回到1993年初，與法籍記者伊可凡(註1)會面後，思索著要用何種筆調呈現經過轉述的衣索匹亞的災難時，那種舉棋不定之感。
我知道這種為了呼籲救災的報導，寫得煽情些總不會錯，但是，內在一直冒出來的念頭卻是：要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不必灑狗血，照樣可以觸動人。
最近在面對的，是緬甸的風災，我依然不是親臨現場，照樣必須透過轉述。
然後緊接著是四川的震災發生了。
1993年的我，算是初生之犢嗎?只在學生時代到過香港、中國，對世界沒有認識的我，卻相信文字具有力量，只要用對了，就可以感染人，可以讓古道熱腸的人更加相信自己的助人義舉是無庸置疑的。
1993年的台灣，是個做善事，還是別太過張揚的年代，尤其是在做國際救助，特別是對中國大陸救助，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的年代。
當然，2008年的現在，當我們跨出國門去當志工的時候，還是有人會冷冷地丟出一句：『台灣都救不完了，還救到外國去!』然而，在多元社會裡，這是必然要容許的差異，是嗎?縱然，我心裡頭知道許多外國人，可能會為了跟他祖宗十八代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事物，上街遊行抗議，部分這種外國人，當他們遷移到台灣成為長住民後，碰到不公不義的事情，通常也會挺身而出。我有位加拿大籍的老師，為了舉發有人在三芝海邊濫倒建築廢棄物，上了幾十次法庭，還被黑道恐嚇，依然嚇退不了他。
但是2008年的現在，起碼做善事不用遮遮掩掩了，縱使媒體平日多麼地腥羶炒作八卦，唯恐天下不亂，然而遇到重大災難，感人肺腑的報導與救災不力的批判同時都會被呈現，而不會只有在慈善團體的刊物流傳而已。
約莫從1999年的921地震過後吧!我注意到，除了大型的、具有國內外急難救助的NGO、醫療救援團隊會自動到位，在黃金救難期發揮功能之外，一些不是那麼大型的組織，跟慈善、救難沒有直接相關的NGO，也試著從自己可以幫得上忙的角度切入，後來有的還發展出為期數年的陪伴重建計畫；也還有一些個人，從自發性地捐資捐糧，到組成志願團隊，義務為災民修建房舍，日後甚至成為常態性的組織，災區的需求解除了，至今仍在服務全台各地貧民；甚至一些藝文、教育工作者，透過到災區陪孩子讀繪本、教導戲劇以演戲紓解身心創痛、長期拍攝記錄片記錄災區的生命故事。而1994年左右，全面在全台灣陸續掀起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在全台各地因為公部門資源下放，所應運而生的各式社區屬性的NGO，也在這次的災難中，得到第一次的總體檢，社區營造運動，不再只是台灣百姓在個人生活無虞之後，對於「好還要求精」的品質提升行動而已，它也反映了一定程度，個人對於公共事務的確已產生關心和參與，而對於「社區」的理解與體認，也從自己日常生活所及的範圍，擴及到心所牽繫之處。
是因為長年以來，明瞭了災難過後某些不成文的「標準作業程序」吧!知道自己的角色不在黃金救難期，也拜網路媒體所賜，及識得一些可以更近距離接觸災區的對口，這陣子，我花了比較多的時間在沉澱，並且多方探詢一些國際志工同好的意向，發現在面對緬甸風災以及四川的震災方面，出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情況。
由於緬甸對國際救援採取「只收物資，拒絕救援團隊進入」的態度，軍政府毫無公信力可言，媒體可以取得的第一手資料也相對受限，我發現朋友們採取的關心方式有以下幾種：
小額捐款給少數幾個可以進入緬甸的宗教性NGO(有佛教、也有基督教)，信任這些NGO所做的救援工作，或是處理死者的喪葬事宜。
另有一些人，因為本身是緬甸華僑，有辦法聯繫上家鄉的親友，於是透過在台集資，匯給當地有能力也願意挺身而出的人，直接到部分災區做物資的發放工作，並將相關照片回傳張貼在台灣設立的相關網站上。
透過捐款泰緬邊境當地專門提供給緬甸難民、移工醫療服務的梅道診所，支持他們針對這次風災所做的醫療服務計畫，曾前往泰緬邊境從事志工服務的人，對這個管道較容易接觸到。
願意捐錢，但不希望透過官方管道，希望直接用到人民身上。
相對於緬甸的封閉性，中國四川的震災，一開始就採取資訊開放的態度，儘管受災當地由於對地震的陌生、缺乏應變力，但是官方所採取的救災態度積極、不拖延的，都看在眾人眼裡，儘管目前只開放台灣少數團體、少數有經驗的志工進入發放物資、加入救援行列，也還不接受外國救援團體的進入，然而因為整個救援資訊公開，舉國上下不分貧富都踴躍響應救災，不斷有最新消息更新，國際人士也評估中國有能力應對這次的災變，未出現太負面的輿論。而朋友們(含台灣、中國)的態度，則傾向於：
認為許多有錢的台商已經捐錢，似乎錢不是問題，不急著馬上捐小錢。
台灣有環保團體已經集資一筆捐款，但希望指定捐助給當地的環保團體，作日後環保議題的推動工作。
曾經支援過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工作，如果有機會，也樂意與中國的NGO交流，有關於長期重建的陪伴工作，與相關計畫擬定。
希望從環保的角度來探討這次的天災，並記取教訓，作為預防災害的依據。也希望從環保的角度來審視提醒救災工作，莫在救災過程中，使用不當物資，造成環境的二次災難。
知道自己在緊急期還派不上用場，希望透過在中國的友人了解狀況，做出日後參與的依據。
希望培植災區鄰近省份的年輕人，在災後重建期，成為陪伴志工。
原本就在中國關懷偏遠學校的志願組織，已為這次的震災發起多項專案計畫，希望陪伴災區學校的孩童度過震後創傷期。
今年即將在台灣舉辦的兩岸NGO環境論壇及大學生交流，都預計要以兩岸的震災經驗為題，進行案例探討。
在十五年前的台灣，NGO似乎只要善盡告知之責，讓社會大眾知道世界上發生哪些災難，善款用到哪兒去，就已經足夠，到災難現場進行救援，那是專業的工作者或是資深志工的事，大眾也沒有必然要參與的覺知和自我期許。
十五年後的今天，我發現公益行動的新趨勢是，不僅僅企業家出現自辦基金會，投入自己感興趣的社會或全球議題，不再只安於單純作為一個金主的角色，就連一般收入的常民百姓，對於公益行動，也出現更多元的態度，除了響應小額捐款之外，我發現想要付出行動的人也很勇於提出他們「願意付出」的呼聲，而不是只等待著被號召而已。
莫非，一直以來，我所衷心渴盼的，能以理性行動的公益社會，已經漸露曙光了嗎?
註1:伊可凡是國家地理雜誌的特約攝影記者，1993年藉由他的引介，讓我當時服務的NGO，有機會與國際組織合作，一同在衣索匹亞進行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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